硅谷是全球创新“执牛耳者”，诞生了大量引领时代的伟大企业和企业家，是世界上不少地方的模仿对象。近日，硅谷银行一夜破产惊动全球，令科技投资人和创业企业阴云笼罩，同时也印证了硅谷模式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玩的“资本游戏”。深圳被誉为中国最像硅谷的城市，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步入“创新无人区”，对人才、资金、环境等提出异于以往的更高要求，加上美国科技封锁等外部压力，继续跟随创新难度和风险加大，源头创新成本和难度又不可预知，向全球创新链高端跃升必然不是抢项目、抢人才、抢资金这么简单，需要放眼全球坐标体系，从更多城市创新实践中，找到具有共性特征的“创新方程式”。
一、向领先者学习：硅谷模式不可复制，但创新规律殊途同归
上述提到，深圳未来创新主线不再是跟随模仿式创新、而是源头引领式创新，不仅是技术应用创新、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突破，不限于从1到10、从0到1改变世界的能力，硅谷之外有不少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的经验做法可供深圳学习参考。
美国波士顿：不停“刷机”的创新引擎。波士顿以港口起家，1950年代转向与军工关联的晶体管、半导体等产业，70年代由于军工订单减少而发展停滞，90年代凭借生物医药产业再次崛起。波士顿得以成功应对历次危机，关键在于产学研系统的紧密结合，为突破产业困境提供源头创新支撑。波士顿拥有大量高校及科研机构，其中不乏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名校，通过创建和发展天使孵化器，联动全球风投创投机构，为大学师生和青年创客提供链条式服务，在环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形成高科技企业群落。
比利时鲁汶：国际科技巨头的“共享大脑”。鲁汶是以啤酒著称的小城市，却作为微电子研究中心（imec）所在地，吸引英特尔、ibm、华为等国际科技巨头从事技术研发，在全球半导体工艺、集成电路设计、纳米科技、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有着广泛影响力。imec与一般研究机构不同，通过搭建开放式研发平台，事前约定知识产权使用及归属问题，邀请全球科技厂商、科研机构甚至是互有竞争关系的创新主体，共同参与适度超前产业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，以“利益共同体”绑定减少技术路线和市场不确定性。
荷兰埃因霍恩：一家企业成就的“光之城”。埃因霍温人口不到百万，被称为“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之一”，其多次转型离不开诞生于此的飞利浦公司。20世纪初，飞利浦公司作为欧洲最大电子企业，带动埃因霍恩崛起为荷兰工业技术中心。进入90年代，飞利浦公司面对日韩竞争被迫收缩业务，将总部迁往阿姆斯特丹，埃因霍恩一度陷入经济衰退。但是飞利浦公司留下的创新基因并未消失，飞利浦物理实验室被改造升级为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，从飞利浦公司被剥离的非主营业务孕育出光刻机巨头阿斯麦（asml）等一大批科技企业，为埃因霍恩创新转型提供了强大动能。
美国奥斯汀：全美最“酷”的高科技城。奥斯汀远离美国东西海岸，却是硅谷高科技企业外迁首选，聚集了苹果、谷歌、英特尔、思科、特斯拉等众多跨国企业。奥斯汀的科技逆袭之路始于1980年代，美国微电子和计机技术公司、美国半导体研究联盟在考察全美各大城市后，相继决定在奥斯汀设立总部。奥斯汀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是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，从其非官方口号“keep austin weird”可见一斑，特别是以西南偏南大会（sxsw）为代表的文化庆典活动，每年都吸引各地先锋人士齐聚于此，将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进行创造性融合，使奥斯汀成为全美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之一。
二、如何成为领先者：把握创新的基本规律，开启创新的第n增长曲线
借鉴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的经验做法，充分把握和践行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，结合自身禀赋优势和城市特质，开启创新的第二、第三乃至第n增长曲线，形成不可逆转、自我加强的创新发展力量，实现从创新后发优势向创新先发优势进阶升级。
启示一：激发高求知欲“巴斯德象限”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将创新划分为四大象限，即纯求知型基础研究“玻尔象限”、应用导向基础研究“巴斯德象限”、技术训练和经验推广“皮特森象限”、需求导向技术研发“爱迪生象限”。波士顿正是在“巴斯德象限”牵引下，取得接续性技术升级和产业突围。深圳从“三来一补”起步到高新技术产业主导，分别对应“皮特森象限”与“爱迪生象限”，有待激发“巴斯德象限”前瞻性、发散性、应用性研究广种奇收，开辟意想不到的“变道超车”创新路线。
图1 斯托克斯模型与巴斯德象限 //资料来源：唐纳德·斯托克斯《巴斯德象限：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》
启示二：主动拥抱“开放式创新”。参照鲁汶imec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做法，建议深圳瞄准“20 8”产业集群布局方向和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领域，推动建设一批应用需求导向、企业化运作管理的新型研发机构，开放海内外学术界、科技界及产业界力量参与，联合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专利共研共享共用。加强与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交流合作，双向建设一批研发中心、实验室和工作站，广泛吸纳顶尖科学家主导或发起国家级、国际级重大科学计划，跻身全球创新体系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启示三：围绕领军企业浇灌“创新雨林”。正如飞利浦公司之于埃因霍恩，领军企业代表着全球城市创新方向。建议深圳利用上市公司众多、民营经济活跃等核心优势，支持领军企业发挥产业外溢和技术引领作用，以兼并重组、资本运作、战略合作等方式，沿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拓展技术集群；以订单安排、开源生态、产业联盟等方式，牵引共生中小微企业专业化协作，在各自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产业地位，让城市“创新雨林”生长在“大企业顶天立地、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、专精特新企业竞相涌现”的土壤之上。
启示四：“创新—创业—创投”环环相扣。创新是技术进步和模式更新迭代，创业是对创新资源整合和再创造，创投是拉动创新创业的资本引擎，三者是全球创新城市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。建议深圳聚焦本土创投机构和天使投资人、上市公司风险投资（cvc）、金融机构私募/资管子公司等具备领先优势的风投创投主体，加快打造一批全国乃至全球vc/pe行业标杆和关键赛道冠军，强化全球创新资本形成和创新资源获取能力。针对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差异化需求、投资风险与收益期限错配问题，加强银证保担投等金融工具组合联动，建立科创金融全周期服务体系。
启示五：既要“聪明大脑”也要“有趣灵魂”。从奥斯汀经验看，保持城市持久创新活力归根到底是激发和维护人的求知欲、想象力与创造性，离不开人文环境的情操陶冶和灵感启迪。正如华为内部流转：“华为不仅需要工程商人，也需要科学家，而且还需要思想家。”深圳也要成为“聪明大脑 有趣灵魂”的城市生命体，既要开放胸怀引进战略科学家、科技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，也要不拘一格接纳顶尖艺术家、设计师和文化学者，赋予创意创造充足空间和更多机会，让不同领域人才在不同场景中交流对话、碰撞思想，促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互为启发和全面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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